实际上，德军嗑药成风不仅存在于前线，泰姆勒制药厂还把柏飞丁包装成是新型能量剂，巧克力中甚至也添加了甲基苯丙胺，说是可以让妇女做家务时更轻松。整个德国因此毒品泛滥，希特勒本人也是长期靠注射精神类药物来维持高亢的工作节奏。
私人医生记录与“病人A”
希特勒的私人医生莫雷尔留下的记录，奥勒最早是在德国联邦档案馆发现的。在那栋修建于1980年代的水泥建筑里，奥勒待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整日拿着工作人员借给他的放大镜，努力辨认着模糊潦草的字迹。无数次翻看莫雷尔的日程记录后，他发现一条条神秘的笔记和标注都指向“病人A”——希特勒。
身材微胖、剃着光头的莫雷尔原本是柏林一位皮肤病和性病专科医生，年轻时曾在热带地区轮船上做过船医。1933年的一天，他因肤色较深被误认为犹太人，出于自保，他当即加入纳粹党。有了纳粹党员身份的庇护，加之莫雷尔经营手法独特，诊所生意很快好起来，逐渐成为柏林名流最信任的医生。
“在一个特殊领域里，这位当红医生确实是当之无愧的先驱，这个领域就是维生素。”奥勒说，当时人们对这种人体必需的有益元素还不甚了解。为营养不良的患者注射维生素针剂，效果确实立竿见影。
莫雷尔的命运发生转变，始于1936年。希特勒的副官打来电话，请他为纳粹官方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医治淋病导致的肾盂肾炎。霍夫曼病愈后十分满意，又把他引荐给希特勒。当莫雷尔治好了困扰希特勒多年的胃肠病后，自然就成了希特勒的私人医生。从此，希特勒对莫雷尔信任有加。1936年以后，他甚至是唯一一个每天或至少每两天都能亲眼见到希特勒的人。希特勒还在柏林最昂贵的住宅区为莫雷尔提供一栋豪宅，邻居是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。
1937年起，莫雷尔的非常规治疗手段变得越来越重要。奥勒说，为了在致“德意志礼”时让胳膊抬起的时间足够长，希特勒坚持拉伸训练的同时，还要求医生为他注射葡萄糖和维生素。
作为医生的莫雷尔也间接参与了战争。1939年3月15日夜，病中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伊米尔哈卡在半强迫的情况下到访德国。面对纳粹递来的实为投降书的文件，哈卡拒绝签字，整个人瘫倒下来失去意识。希特勒急忙叫来莫雷尔。莫雷尔打下兴奋剂后，哈卡很快苏醒过来，，随后在文件上签了字。第二天，希特勒就在一枪未放的情况下进驻了布拉格。
1941年，希特勒一度身患重病不能理政，莫雷尔的注射手段变得更激进了。根据留下的记录，他为希特勒注射过激素、效果类似海洛因的优可达、吗啡，很快，希特勒对药物产生严重依赖，每天需要注射数次优可达，随后更是与可卡因混合注射。
这些激素类药物和类固醇针剂，全都来自莫雷尔控制下的药厂。当时，受战争影响，从乌克兰运来的动物内脏因在运输过程中受阻，常常会解冻，有时路上甚至要辗转三星期才能抵达加工厂，早就变得恶臭不堪，但莫雷尔依然下令把它们用于药品加工。
“这一切听起来多么病态。”奥勒感叹，包括希特勒在内的纳粹高层，很可能都做了“小白鼠”，被注射了如此恶劣环境中造出来的成分可疑的针剂。
汉斯蒙森说，1941年秋天后，纳粹总部逐渐失去领导力，希特勒大多数时间待在经典合击传奇，一步步走向自闭。而奥勒对希特勒和私人医生之间共生关系的描写“充满了颠覆性”，对这种后果深远的变化给出了全新的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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